藩国80年过去我们忘掉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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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过去 ，我们忘掉了什么？

张正隆：65岁，著名军旅作家，代表作《雪白血红》、《解放》等。

2011年，是一连串的纪念日。辛亥革命100周年，建党90周年，而能想起“九一八事变”80周年的人，寥寥无几。

张正隆的《雪冷血热》，整整写了20多年，20多年前，《雪白血红》曾让他名声大噪，没想到的是，波澜壮阔的大战役都写完了，这本写“东北抗联”游击战的书，却如此艰难。

当年的受访者，渐次离开了人间。有不懂的问题，张正隆会给老“抗联”曹曙焰打请教，前后采访过 0多次，几年前的一天，老曹没接，家属说：他走了。张正隆春节刚看望过老曹，以为他散步去了，还问：什么时候回来？直到那边传来哽咽之声。

一个人去世，就是将一段历史永远尘埋。在张正隆认识的老“抗联”中，如今只剩下一人。

还有多少人知道那一代人所付出的热血？他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奋斗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作为后人，我们又有什么权利沉默与忘却？

在翻阅档案时，一个细节吸引了张正隆的注意：“抗联”文件落款都是“大中华民国”。为什么要加上这个“大”字呢？而堂堂大中华，为什么却被当时的小日本欺辱？

“这么厚的书，其实我只写了十个字，两个问号。”张正隆指的是：“抗联”是什么？中国怎么了？

这些问题，绝不仅仅属于80年前。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忘记过去，注定会重蹈覆辙。仰望苍穹，张正隆有一种难以言说之痛：“这本书，太压抑，太沉重，太痛苦了……”因为，一切尚未过去，一切仍有待于将来。

如果我不写“抗联”的故事，我就对不起先人，也对不起后代。今天人们更关注现实，更关注个人幸福了，但没有一个民族的强大，这是靠不住的，如果我们的先人也像我们今天这样看问题，将是怎样的结果？

民族精神也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

北京晨报：您是怎么想起写“抗联”的呢？

张正隆：我是辽宁本溪人，当年附近就有“抗联”，小时候，老人常提起他们，所以我有“抗联”情结。长大后，去采访这个题材，觉得很震惊。以今天大连为例，冬季取暖必须18度以上，低了谁也受不了。可当年“北满”（沦陷期间，日寇将东北分为北满、南满、东满等几个“特别区”，北满位于东三省北部）冬季长达半年，“抗联”只能住山里，冬天漫山遍野的树咔咔响，树干都冻裂了，能伸进手指头去。零下 0度时，枪经常打不响，零下40度时，篝火变成了蓝色，晚上只能露天睡在火堆边。老“抗联”说，刚开始也睡不着，但慢慢就习惯了，这条件，今天人怎么可能想象？

北京晨报：对于“抗联”的历史贡献，至今仍存争议，有那么多重大题材，为何特别关注这一领域？

张正隆：“抗联”确实不好写，比较琐碎，一是范围太广，在50多个县有活动；二是没打过像样的大仗，因为人数太少，敌人太强。但“抗联”有一种强悍的民族精神，打不过也要打，绝不屈服，也不像东北军那样，跑别的地方去。一个民族要自强，没这种精神是不行的，现在都说综合国力，可什么是综合国力？只讲物质不讲精神，我看不行。

一支不留真名的军队

北京晨报：老“抗联”现在留下的人还有多少？

张正隆：我从1989年开始采访，那时大概剩200多，因为牺牲太大了，“文革”期间又说他们是“苏修”特务，很多人枪林弹雨活了下来，却在那个年月中自杀了。这200多人中，很多人已记忆模糊，我采访了其中的七八十人，在受访者中，健在的只剩一人。你想想，今年是“九一八”事变80周年， 20岁参军的话，也100岁了。

北京晨报：采访这么多老“抗联”，他们有什么共性？

张正隆：那就太多了。最大的特点是老“抗联”用的都不是真名，因为怕日本人报复家属，所以回收率88%-90%进“抗联”要重新起名。比如和我最熟的曹曙焰，他原名叫“曹官”，是冬天入伍的，副官说不好，升官发财，现在天冷，就来点曙光和火焰吧，可这个副官后来却叛变了。像杨靖宇那个军，所有人只有编号，班长是1号，副班长是2号，连长、指导员才知道战士的真名，平时聊天绝不许说名字。

北京晨报：经历了残酷的战争环境，老“抗联”们的性格是否会扭曲？

张正隆：刚出山时，他们的性格确有点扭曲，比较古怪，但我采访时，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已融入社会，显不出来了。但打过仗和没打过仗的人绝对不一样，那种豪气是别人比不了的。

军旅写作的红线越来越宽

北京晨报：“抗联”涉及一些敏感问题，怎么办？

张正隆：确实有些敏感的地方，需要特别处理，但整体上红线越来越宽，放20多年前，我这本书的许多内容会被删掉，现在能完整出版，说明社会在进步。

北京晨报：以杨靖宇为例，一些书披露了他的私生活，本书是否也有涉及？

张正隆：这个我倒没写，就我理解，那也是一种需要。人是多面的，过去我们写的英雄都一样，看了这个，就不用再看别人了，这不对。我的书涉及了肃反的内容，这在过去讳莫如深，以“东满”杀“民生团”为例，死了很多人，甚至比战场上死的人还多。历史仿佛人生，会有记不住的地方，但刻意回避一些本质的东西，那就不是历史了。

北京晨报：在受访的老“抗联”中，后来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可他们的职位也许还没文艺兵高吧？

张正隆：这是没法说的话题，跳跳舞就能进阶，这在历史中非常罕见。作为后人，我们不应忘掉新中国创业的历程，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老“抗联”们是为我们这个民族而战的。

北京晨报：您采访了许多老“抗联”，他们今天怎样看日本？

张正隆：仇恨。毕竟死了那么多人，只要杀人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他们也明白，应该记住历史，不应记住仇恨，但那段历史就是仇恨的历史，不是爱的历史，这不是个人一厢情愿就能改变的。

娱乐化历史是另一种粗暴

北京晨报：对于“抗联”的艰苦，今天年轻人知道太少了，因为电视上、电影上我们遍地是大侠，敌人一死一大片，战争仿佛儿戏，您怎么看？

张正隆：现在还好多了，屏幕上我们的人也经常死了，不像我小时候，那时电影、政治宣传中，八路军往上一冲，就胜利了，倒下的都是敌人，我们的人基本不死，就算中弹，也要把党费交了，才能牺牲，所以我们对战争的残酷性缺乏正确认识。其实“抗联”牺牲很正常，一是装备不行，二是基本没训练，甚至解放战争初期，我们许多战士都训练不足，一些人连枪还没拿到，还没学会开枪，就牺牲了。冷兵器对热兵器，怎么可能不惨烈？为山东什么“抗联”叛徒多？杨靖宇、赵尚志都死在自己人手上，因为条件太艰苦，力量对比太悬殊。

北京晨报：过去对战争，有过于美化的地方，现在又太娱乐化，您怎么看？

张正隆：两者都很粗暴，娱乐化历史是另一种粗暴。美化战争，所以年轻人觉得它很好玩，自己人一个不死，就能当英雄，就能得到美女，大家都跃跃欲试，所以“文革”时才会有那么多令人发指的行为，因为孩子们整天盼望着战争。而娱乐化历史，同样很危险，因为它伤害了历史，不论在什么时代，战争都是血腥的，它不是好东西。战争能把人的人性和兽性都发挥到极致，战争的参与者很少是老弱病残，都是精壮的小伙子，一瞬间，生命在最灿烂的时候就消失了，这是非常残忍的事。

超越悲剧宿命，就要牢记历史

北京晨报：随着市场化的不断进步，年轻人越来越不关注历史了，在今天，我们还有必要记住过去的那些事吗？

张正隆：在我的家乡，当年有个小羊倌加入“抗联”，战斗中子弹打光了，他抱着日本鬼子冲下悬崖。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找到他的名字，老乡们都知道这件事，档案中也记载了，可就是不知道他叫什么，他像“狼牙山五壮士”一样气壮山河，可我们却永远无法知道他是谁。如果我不写“抗联”的故事，我就对不起先人，也对不起后代。今天人们更关注现实，更关注个人幸福了，但没有一个民族的强大，这是靠不住的，如果我们的先人也像我们今天这样看问题，将是怎样的结果？我总在问，他们不惜牺牲生命，究竟为了什么？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

北京晨报：也许在我们的民族性中，缺乏一种永志不忘的精神，所以我们经常落入悲剧命运的轮回中？

张正隆：你可以看看美国，不论战争过去多久，对老兵遗骸的搜寻仍不遗余力，这会激励后来者，为荣誉而战。再比如以色列，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对当年的屠杀者，绝不宽恕绝不放过，这种永志不忘的精神，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深刻反省我们在教育、宣传中存在的问题。就像崔永元说的那样：80年前的历史，和今天非常相似，人们上班、下班，结果有的当了汉奸，有的宁死不屈。历史会惊人地相似，历史会不断复制，对于忘掉它的人来说，悲剧注定会重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