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办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几点思考了

关于公办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几点思考

目前全国各地公办养老机构正在尝试“公建民营”这一模式，这实在是让我们这些从事一线养老服务工作的人员觉得兴奋异常，但当我们稍作了解后，便发现情况没有想象中的简单和理想，公办养老机构的“公建民营”存在着一些乱象和不少隐患，情况不容乐观。

1、市场手段无法保障无利可图的社会福利事业

公办养老机构是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事业，要实现“公建民营”，就必须允许营利性的个人和企业承包经营，而且对竞标者有较高的财力要求。由此造成目前承包“公建民营”的几乎都是商业机构，公益机构由于比不上商业机构的财力，只能无份于“公建民营”。 在了解“公建民营”个案的过程中发现，像厦门、宿迁、杭州、北京、上海等地的公建民营养老机构，除约定部分床位接收民政部门负责的三无、五保、低保重残人员外，政府都允许商业承包者有一半左右的床位进行商业营利。虽然，这些商业承包者也会被要求承诺营利性收益要用于福利机构的公益性再发展，但是，这样的事情却很难监管，很难保证商业承包者后来不会将营利性收入中饱私囊

。而且，商业经营的床位的收费都是非常昂贵的，普遍高于当地的平均工资标准。这导致不是三无、五保、低保重残对象的一般低收入阶层，因交不起高于自己工资标准的费用，而被排除在公办养老机构之外。目前北京市能入住公办养老机构的普遍为老干部、华侨或能自理的市民，而真正的养老包袱却抛给了个人和社会，带来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2、容易成为违规操作权力寻租的腐败温床

政府建的各类养老设施，无偿或低价交给商业机构营利性经营，使得目前“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成了逐利的商业机构趋之若鹜的“大肥肉”。商业机构为了追逐利润，是无所不为的，我们从药商代表千变万化的回扣形式中就可见一斑了。为此，目前的“公建民营”模式极易引起暗箱的违规操作，成为部分官员以此来权力寻租的腐败的温床。因为如果允许商业机构承包经营政府建的各类养老设施，那么政府在甄选养老机构的承包经营者的时候，就存在很大的权利寻租的空间。

笔者调查后发现，在决定把政府举办的各类养老设施，这块“大肥肉”交给那个商业机构承包经营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只要出资够多就可以了。而商业机构为了得到这块“大肥肉”，很容易就会走后门找关系走上官商勾结的商业机构政府公关的常规路线。而且就算是已经造成了官商勾结的事实，也无从去查证，因为并没有既定的标准，乃是根据政府领导的个人喜好而行的。此乃是由商业机构经营很有可能出现的隐患和问题，虽然因为现在的“公建民营”刚刚起步还未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笔者已经看出了许多的苗头，再任其发展，笔者有理由担心必定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

3、对商业机构从事社会福利事业的公益性很难监管

市场经济是通过资源配置、市场调节的方式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其本性就是需要营利的，甚至是不择手段地牟利。一般情况下，商业机构经营社会福利事业，也是会按市场经济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规律运作的。这一初衷和理念将会使此类“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去给那些中高端的人去服务，去营利，而不会去坚持社会福利机构的公益性理念，去不以营利为目的地承担社会福利机构应尽的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的。

2010年1~2月累计 允许企业和个人承办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营利性的承包者不会因为进入了非营利行业，而甘愿变为真正非营利的社会福利机构。这样，公建民营往往就成为了民间大财团公开地获取公共资源来进行营利性经营，如果没有运作有效的监管体系，很有可能变成高档的、营利性的机构。

所以，对社会福利机构的公益性需要严格的监管，若要保持“公建民营”的商业承包者坚持公益性原则，就必须有比监管公益组织承包者更为严厉的监管制度。但是，我国目前对社会福利机构的监管还比较薄弱，对营利性的社会福利机构尚未建立起公开平等、规范的行业监管制度。笔者在上搜索后发现，只有北京和湖北有专门关于公办民营或公建民营的规范文件。而且，据了解，目前“公建民营”福利机构面向社会商业运营的床位的收费标准，还不受物价局的监管，由福利机构自己说了算。

此种状况下，将商业机构引入社会福利事业，将无法监管其营利性行为，势必致使此类社会福利机构失去公益性，变成营利性机构的赚钱工具。

综上所述，我们深知“公建民营”模式运用的好坏事关重大，引入商业机构的隐患若能在各地尝试的过程中消除，将会对未来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大有助益。此隐患若不能得到及时的消除，小小的一点营利性的恶，任其发展将成为危害整个社会福利体系的大恶。所以，我们把调研中的一己见闻整理出来，供有关部门参考，深盼能对促进公建民营规范化有所帮助，真正造福广大社会弱势群体。（沈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