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两亿后群体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年轻权衡

沥青路面无法及时进行有效施工 如今两亿80后群体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年轻的中坚力量。80后作家也成为中国文学的承接者。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灯塔，从事文学事业也就必须具备许多条件，其中有些条件只能由历史与时代造就，而非由作家个人的努力来促成。

1980年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年代，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一个物质主义时代开始了。在这个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当然要打上物质主义的烙印，他们的作品向商业化进军，迎合市场。郭敬明就公开宣布自己的价值观最符合物质社会的主流。如果说郭敬明最初的一些作品例如《幻城》等，还有些新鲜的想象，还能生动描摹同龄人的心理特点。那么后来他的一些小说除了重复自己，再没有什么新意。就连韩寒都说：“郭敬明输出的是贱的价值观。”其实郭敬明作品传递的是肤浅的物质价值观，他曾经感叹：“这个世界总有你永远都买不起的东西。”他发表在《收获》上的长篇小说《爵迹》，仍是《幻城》一类的奇幻小说，卖弄一些修辞不通的概念，逞奇弄玄以掩盖思想的贫弱。

若是从作品的思想性分析，80后作家普通缺乏人文追求。80后作家的成长期还处在文学的人文精神的断裂时期。为了应对这种断裂，199 年中国文坛展开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当时影响很大。然而事后中国文学并没有走向人文精神的轨迹，并没有力量重建人的精神世界。这种文学环境当然对80后作家有着严重影响。

文学应该勘测人的存在，所以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而80后作家头脑中并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们只注重写人的表象，人在他们的故事中只是一个符号，是他们的想象力虚构出来的符号，没有表面的意义，更没有稍深的寓意与所指，与社会无关，与时代无关，与当代人真实的内心经验无关。人在作品中失落了，人的存在也在作品中失落了，人的价值、尊严和命运等等都在作品中失落了。留下的只是“类型写作”与“时尚写作”，写出来的不过是一些通俗小说，不只是没有进行文学性探索，有时就连生活内容都枯竭了，这些80后作家只好从日韩剧集与动漫中寻找故事和灵感，胡乱拼贴意向，随意编造情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并不是对这个世界有所感悟而有所言说，他们实际上是一种消极写作，当消极写作也难以为继之时，就出现了郭敬明的抄袭现象。

改革开放之后，取得文学成绩的还是马原、格非那些先锋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努力回归了文学自身。他们进入文学创作之前做了充分的文学准备，研究了西方现代主义理论与经典，跨越了“写什么”进入到了“怎样写”的层面。80后作家还只是停留在“能写”阶段，能出书能编刊物就行。80后作家的武侠小说以玄幻代替故事，可读性还不如金庸小说，他们没有明确的小说要求，不知小说为何物，只要同龄人买，他们就写。这颇像韩寒的言论，只要有媒体问，他就敢说，并不顾及他是否有对事物进行深刻剖析的专业能力，也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承担任何后果。只要还有庸众喝彩。

有人说80后作家是“文学叛逆者”， 他们确实叛逆了传统文化，也没有从西方文化中学到有用的东西。他们叛逆了精神，退守于感觉；叛逆了诗性，退守于物性，叛逆了人文追求，退守于物质追求。

从文学上来讲，80后作家比起前辈作家确实垮掉了。青春是本钱，但不是成绩。他们是一代作家，但并不知道作家的任务是什么。索尔仁尼琴曾说：“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的秘密，涉及战胜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适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无法追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才会消亡。”

但是中国文学的重担注定担在80后作家的肩上，这是历史的宿命，文化的宿命，文学的宿命。

（：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