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国br安部公房与大江健三郎同为日本战后最重

安部公房与大江健三郎同为日本战后最重要的作家，他一生辗转于中国东北和日本本土，历经战败和战后复苏

《砂女》 [日] 安部公房 著，于荣胜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4月

自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于1879年发表《玩偶之家》，全世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就“娜拉出走”一事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有两类反应因彼此迥异而颇可玩味：一类是存在主义文学，如意大利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但他本人未必可归入这个流派）的处女作《冷漠的人们》（1929），就从一开始告诉我们娜拉根本不会出连云港、徐州、南通、常州、盐城和淮安等6个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均不足100万走。因为主人公发现自己的生计全赖那些他想要背叛的人，结果只好痛苦地自灭良心，成为“冷漠的人们”中的一员。第二类作品则给出了另一种答案，如中国作家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从革命浪漫主义出发，表达了人性冲破封建樊笼、打破礼教桎梏，走向大千世界的重要意义。

这两类文学各有自己的坐标和价值。但我们稍加区分，还是可以看出，前者代表人生的常态，后者则为一种变态。水流溃决时奔腾万里，气象壮观，然终有渐趋缓和、复归常态的一日，生活同样如此。如“激流三部曲”，高觉民们出走以后怎样，作家基本上语焉不详，我们也只好揣测，细水长流的生活，不在激流的观照范围内。因而，尽管“激流三部曲”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和人性的解放影响甚巨，但其不能在21世纪的读者心中引发共鸣，也完全在情理之中。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是高觉民们所无法想象的，它连同络论坛上各种“求领走”、“求包养”的帖子一起端在我们面前，而这，正是安部公房的《砂女》（1962）所要探讨的主题。

安部公房（1924－199 ）与大江健三郎同为日本战后最重要的作家。他一生辗转于中国东北和日本本土，历经战败和战后复苏。时代的几经骤变让他从阅读尼采、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作家中寻找慰藉，而他最终发现人类的生存就如同他无根的漂泊那样，充满孤独、苦涩和压抑。他的文学，也因之由这灰暗的颜料做底色，并以夸张的超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之。具体到《砂女》，安部就讲了一个既绝望又荒诞的故事：一个男人跑到海边捕捉昆虫做标本，不料受到海边村民的合伙欺骗，被关在一个深渊似的沙窝里，和一个原住的女人挖沙。男人使出浑身解数，怠工、装病、绑架、策反女人一起逃跑，最后统统归于失败。后来日子渐长，反抗固然在反抗，活也一直照干不误。有一天女人难产，众人手忙脚乱之际落下绳梯没有收走，男人上得沙崖呼吸了一口久违的自由空气，又回到沙窝，耐心等待女人归来。

初读这个故事，我们很为这个男人勇敢、矜持、不屈不挠的抵抗击掌欢呼，也很自然这批桑蚕就开始出现莫名其妙的变化。”李宗元说地联想到加缪笔下那个同样坚忍不拔的“西绪福斯”，其推石上山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顽强奋斗的人们。但安部笔下的这个西绪福斯，却存在一种诡异性，或者说，违和感 这个西绪福斯长了一副阿喀琉斯的脚踵！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全身刀枪不入，唯脚踵是致命弱点，后来敌人就利用这个弱点成功致他于死地。回过头来，加缪的西绪福斯所反抗的是命运或神判所施加的惩罚，也就是说，他有一种正义感在支持他的抵抗，同样，他也把这种正义感成功地感染给了读者。反之，安部的西绪福斯身上则存在一种致命的弱点，倒不是说他没有正义感，而是说安部把这种正义相对化了。既然大家都是正义十足，那么到底谁更正义呢？

安部自承这部小说表达的，“既有希望像鸟儿一样飞起的自由，也有期冀躲在窝里不受任何人打搅的自由”，他的目的在于“探讨这两种自由的关系。”具体说来，“像鸟儿一样飞起的自由”，当然是男人走出沙窝奔向更广阔天地的自由，那么，“躲在窝里不受任何人打搅的自由”，则是即便苦熬也不愿解脱的村民的自由了。这后一种自由我们看来不免错愕，但《砂女》的时代背景足够让我们理解这种自由的重要性。战后日本百废待兴，仅仅用了二十年就成为傲视世界的经济巨人，但这样的成就所动用的人力与智力消耗，所造成的激烈竞争及其“过劳”后果（后来遍及各新兴经济体），也历来为史家所争论。小说中，沙窝的村民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技术、要人脉没人脉，在日本的大规模经济改造中逐渐沦为多余人。于是就有一干村民，厌倦了乞食的四处奔走，而寻觅“不走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又怎能为逃出沙窝预备报案的男人，轻易剥夺呢？而况，这个男人也是因职场的激烈竞争，才跑到海滩一抒压力和紧张的呀。

退一步讲，男人所谓“像鸟儿一样飞起的自由”，也是一个比较含糊的东西。我们会问，鸟儿展翅翱翔，是真的出自自己的意志，还是受风力、气压、生存这些客观要件驱动，而鸟儿从何以为这是自由意志而非外力作用呢？这使我想起政治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在其《两种自由概念》中对自由的分类。按照他的标准，“消极自由”就是不受外力阻碍的沙窝村民的自由，而“积极自由”则相对复杂些，需用“谁统治我？我自己呢，还是某种外在的机构？”来回答。在另一本著作《未完的对话》中，伯林说“我自己”这个概念常常会被架空，因为“你不会把自己认同为个人，而是认同为教会、党、阶级，这一切都包含了一个 更高 的自己，这个自己有资格去吓唬我们所理解的、现在被错误命名为 下层的自己 的真实的、现实的自己。”伯林从政治学角度来说明“积极自由”有可能会导向某种奴役，而安部则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作了这种自由/奴役转化的论证。

尽管书中的男人从来没有认同“包含了 更高 的自己”的村民，但后者作为一种集体组织，仍然对之产生影响，乃至他无由地生出一种依附、归化的感觉。小说中有两个细节，颇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小说开头，女人动员男人挖沙，男人尽管万般不情愿，但集体劳作自有神奇的魔力。“配合默契的几次短促号子声后，紧接着就是一阵夹杂着窃笑的低语，之后马上又是号子声。这种劳动的节奏使他的心情突然放松下来。在这一朴素的世界里，一个借宿者拿拿铁锹又有什么关系？”注意这几个词，“配合默契”、“劳动的节奏”、“这一朴素的世界”，还有带劲的号子声，这一切看起来多么富有感染力啊！这是主人公“拿拿铁锹又有什么关系”的同化思想之肇始，它一路通向书末的另一个细节。村民要求男人当着全村人的面与女人交媾，以此换取作为“自己人”的资格，而男人竟然真的跃跃欲试，并且觉得自己就是“自己人” “他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在沙崖上屏住呼吸注视他们的家伙就像是他自己在他的感觉中，他不是牺牲品，而是代理执行人”。奴隶在奴隶主身上，找到自己的归宿，同样，个体在集体身上，也能找到这样的归宿。

如果说集体这种东西只是从外部对个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安部笔下的这个西绪福斯，还从个体的内在中，酝酿出瓦解自身斗志的毒素。固然，男人对女色、烟酒、水和食物的执迷，表明了意志在与欲望的战斗中总是甘拜下风，我们也并不以此来非难主人公，我们甚至从他对女人的日久生情中，生出一种温馨的好感。问题的关键在于，人身处逆境之中，总是激励自己往好的地方想，这种本能有其积极意义，使人不至于深陷绝望而失去动力，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样的激励又恰恰使人看到他一心只想看到的东西，以至于落入自己设下的逻辑圈套中。

小说开头，男人明知女人涂脂抹粉只为 他，却搬出所谓文明社会的性关系是“通勤客的联票”一样虚伪的东西的说法，来证明目下这种原始状态性关系的“自然朴实”。因之，他对女人生情，乃是有这种愚蠢的逻辑作前提。同样，他假装挖沙、洗衣、做饭，为的是欺骗村民以图大计，但假戏做着做着，就来了劲儿，挖沙固然累人，但之后休憩、喝茶、看漫画，可是惬意得很呐。安部由是总结，“没有处罚，也就没有逃亡的乐趣”，手段（假装）从此成了目的，囚犯与监禁他的囚笼握手言欢，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而这背后，是对自由世界的深深恐惧，在男人眼中，充满无穷变数的自由，已然是奴役的另一个代名词。

叙述之外，《砂女》充满种种哲学上的辩论与探讨，但较之安部公房的其他作品，此书并不晦涩、难解，原因就在小说始终萦绕着迫近的生存压力，不容人再作过多形而上的抽象思考。也正因如此，我们读这本小说，是有一些感同身受的理解在其中的。安部深刻揭示了人在当代社会中的悖谬处境，那种明明在反抗却不知不觉倒在敌人怀抱中的甜蜜，然后又戚戚然地作势表达困惑、懊悔和无奈的忧伤。自由或不自由，这是一个问题，亘古就让我们对鸟笼外的生活和鸟笼内的生活一并心向往之。而我们日日辛苦如西绪福斯，却天生生就一副阿喀琉斯之踵，不知算不算是上苍对我们别有用意的处罚。

（：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