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国血酬定律的另一种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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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曾毫不含糊地说：“《三国演义》把中国的权术、诡术等推向极致，从而也把中国原形文化最核心的精神———‘诚’的精神，破坏到极端的地 步。”也许刘再复的判断有些偏激，但是，如果我们仅从权力运作的潜规则上，将《三国演义》和《圈里圈外》进行比较，甚至与许多流行的官场反腐小说进行比 较，或许仍可以得到许多更为深邃的启迪。

几年前，曾读过吴思的经典之作《血酬定律》。该书与作者的另一本力作《潜规则》形成呼应，从民间江湖到儒林官场，深刻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内部 的另一种生存伦理和游戏规则。这种伦理和规则，表面上体现为“血酬”，即通过生命的冒险方式获取生存资源与资源分配权，而实质上则表现为游离于正义之外的 暴力游戏和权力游戏，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借助反公共价值的隐秘手段，实现个人欲望的最大满足。

吴思的研究虽然属于历史学范畴，但它同样揭开了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的权力运行特质，即一种隐藏于吏治典律深处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简而 言之就是“权术”，它膺服于“血酬定律”，又延伸为诡术、心术、法术甚至阴阳术，形成了一种极为复杂而又变幻无穷的权力文化。从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到当 今大量的官场反腐小说，都从不同程度上展现了这种文化景观。

刘傅海的长篇小说《圈里圈外》也不例外。它以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滨港市作为背景，从一个刑事命案入手，围绕着社会身份显赫的杀人凶手马小虎，层 层揭示了从省政法委到滨港市政法系统内部的种种权力游戏，即现代官场的“潜规则”。这个规则的核心就是人 望的最大满足。无论是巫明、郝超还是贺祥、毛 义，其生存理想就是为了向更高的权力位置攀爬，因为更高的权力意味着更多的报酬，更多的资源占有，包括金钱与美女。由是，他们在一种价值分享中形成了特殊 的规则体系，即所谓的“圈内人”。

这是一个稳固而又隐秘的利益共同体。它与个人的行政能力无关，与权力应承担的职责无关，与真诚仁义的传统信念无关，却与每个参与者的资源分享息 息相关。他们“收兵心”、“绑将手”、“封帅嘴”，将各种权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只是为了巩固这个共同体。但是，随着马小虎杀人案的突发，石磊以反规则的强 力意志介入滨港市政法委之后，这个共同体开始出现危机。于是，各种诡术、心术乃至美人计轮番上演，从毛义的昼夜跟踪，到晴雯、白露的色相引诱，从高层权力 的巧妙制衡，到面对面的公开宣战，他们试图以预设的损失换取更大的安全。这是一种“血酬定律”的显现，也是潜规则对公共价值伦理的公开叫板。

有意思的是，当巫明和郝超们试图通过“血酬”，将石磊拉入自己的利益共同体时，却频出意外。毛义的举报，李富的醒悟，白露的反戈，查京生的智 慧，都将这个共同体撕得千疮百孔，以至于毛义自杀，郝超患上绝症。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作者内心里“多行不义必自毙”之类的因果报应思维，也不能否定其“英 雄美人”的行侠理想，但是，面对黑社会组织“14K”与官场勾结的严峻现实，面对各种潜规则对正义伦理无情颠覆的惨烈景象，刘傅海显然意识到了良知与道义 的力量。他倾力塑造了石磊与查京生，让他们带着“绝代双骄”的身姿，极力动摇了这一利益共同体，也昭示了创作主体的某种理想和希望。

吴思说：“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将“暴力”置换为“权力”，那么，《圈里圈外》中所演绎的“血酬 价值”，就取决于巫明和郝超们的欲望大小。遗C罗也因此继续享受优惠税率。但一旦与皇马重新签订合同憾的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尤其是当权力的占有成为所有欲望满足的通行证时，权力崇 拜便成为一个时代的死结。这也意味着，巫明之类还将继续为此而拼搏，并将永远生活在面具中，生活在诡术里。

对于这种特殊的文化伦理，刘再复认为，其源头可能就是《三国演义》。他曾毫不含糊地说：“《三国演义》是一部心术、心计、权术、权谋、阴谋的大 全。三国中，除了关羽、张飞、鲁肃等少数人之外，其他人，特别是主要人物刘备、诸葛亮、孙权、曹操、司马懿等，全戴面具。相比之下，曹操的面具少一些，但 其也黑到极点。这个时代，几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三国演义》把中国的权术、诡术等推向极致，从而也把中国原形文化最核心的精神———‘诚’的精 神，破坏到极端的地步。”也许刘再复的判断有些偏激，但是，如果我们仅从权力运作的潜规则上，将《三国演义》和《圈里圈外》进行比较，甚至与许多流行的官 场反腐小说进行比较，或许仍可以得到许多更为深邃的启迪。